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三重论域

       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是人类发展史、世界现代化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它不仅在实践上推动了世界秩序的变革，而且在理论上超越了西方现代化理论体系、话语体系。但是，当前理论严重落后于实践，我们亟需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牢牢把握现代化的解释权和话语权。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本质要求等重大论断，为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提供了根本遵循。此外，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还需要对现代化理论谱系进行分析，这样的分析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对以往现代化理论的批判性反思、对现代化一般命题的“中国式解答”。尽管关于现代化的理论流派众多，但对于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具有主要意义的“他者”是西方经典现代化理论。通过批判反思塔尔科特·帕森斯、西里尔·布莱克、塞缪尔·亨廷顿、S．N．艾森斯塔特等现代化学者的理论，笔者认为，不管他们的具体理论观点、研究侧重点是什么，他们都直接或间接关注三个核心问题域：一是对现代化的本质、基本特征、传统与现代关系等基本理论的研究；二是对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发展道路、模式选择等涉及历史—实践层面问题的研究；三是对现代化进程中的冲突、矛盾、风险挑战等的研究。事实上，这三者也构成了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问题域。基于中国式现代化实践，对三大核心问题域相关议题的“中国式解答”，是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前提条件。
       一、何谓现代化？
　　第一个问题域可以概述为“何谓现代化”的命题。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对现代化的不同理解，才呈现出不同流派的现代化理论。“何谓现代化”命题涉及两个方面：现代化概念的界定或对其本质的阐释，传统与现代的关系。
　　（一）对现代化概念的界定
　　现代化概念一直没有统一的定义，西方学者的相关界定大体有五种思路：一是经济学维度。华尔特·惠特曼·罗斯托、西蒙·史密斯·库兹涅茨等人从经济增长角度界定现代化。二是知识与技术维度。布莱克从知识增长角度解释现代化的起源、动力。三是社会学维度。帕森斯、艾森斯塔特等社会学家作为结构功能主义的代表，主要从社会分化与整合角度理解现代化。四是政治学维度。亨廷顿等政治学者普遍从政治结构分化、政治参与扩大等方面阐释现代化。五是心理学和行为学维度。亚历克斯·英克尔斯指出，人的现代化是社会现代化的核心，也是其根本目标。
　　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首要前提就是对现代化的概念进行界定，当然这一界定是对现代化一般本质的揭示，而不是对中国式现代化特殊内涵的阐释。在借鉴以往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笔者认为，在界定现代化概念或阐释其本质时，要兼顾四个原则。一是性质维度。要提炼现代化之为现代化的本质属性，现代化的确是某种类型的社会变迁，甚至是文明进步，但是不能把现代化“降低”为一般意义的社会变迁、社会进步。二是时间维度。现代化（或现代）既是一个性质概念，又是一个具有时间要求的概念。界定现代化，一般要把握时间上限，当然（至少从目前来看）没有时间下限，它是开放的。现代化本身不是固定不变的，以西方为例，它经历了诸如启蒙时期、工业化时期以及后工业化时期等历史阶段。因此，阐释现代化要兼顾历史阶段。三是空间维度。现代化是一种世界现象、普遍潮流，但又是在一个个民族国家内实现的。民族国家构成现代化的基本空间载体。现代化普遍性寓于民族国家现代化的具体进程中。四是总体性维度。现代化不是社会某个领域的变化，而是涉及所有领域的整体变革，它所呈现出来的特征也是多方面的而不是单维度的。因此，不能从某一要素、某一特征或某一领域去界定现代化。根据这四个原则，可以给现代化一个大致的定义：所谓现代化，指1500年以来特别是18世纪工业革命以来，以民族国家为主体、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乃至后工业社会转变的社会大变革，这一变革带来了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人类社会全方位的深刻变化。从性质维度看，工业化构成现代化的中轴。艾瑞克·霍布斯鲍姆把英国工业革命和法国大革命称为“双元革命”，突出的就是工业化（以及民主化）的核心意义，工业化也被普遍视为现代化两大主要目标之一。也许有人会说，在后工业社会无法用工业化界定现代化的本质。有学者指出，社会生产力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人类社会发展逐步经历了原始生产力、农业生产力、工业生产力三种形态。[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续篇——东亚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54—55页。]从此视角看，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都属于大工业生产力形态。从时间维度看，现代化发端于16世纪，但实质性展开于18世纪，基本标志就是英国的工业革命；现代化对未来是开放的，后工业社会、知识社会时期都属于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从空间维度看，现代化起源于西方，经过几次浪潮，逐步扩展到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后发国家追赶发达国家是世界现代化的显著现象。从总体性维度看，在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的过程中，现代化带来了社会诸领域以及人自身的变化。这些变化实际上就是现代性在社会各个层面的表现，它们构成了现代化或现代性的基本特征。基本特征虽然不能简单等同于本质，但是可以作为理解本质的重要视角。可以从“5+1”的框架去把握现代化的基本特征：从经济层面看，现代化表现为工业化、市场化；从政治层面看，现代化表现为民主化、法治化、科层制；从文化层面看，现代化表现为世俗化、商业化、大众文化；从社会层面看，现代化表现为城市化、市民化、工业社会；从人与环境关系层面看，现代化表现为经济主义、人类中心主义、改造自然等；从个人行为层面看，现代化表现为进取性、平等性、个人利益取向。
　　（二）传统与现代的关系
　　“传统”与“现代”是现代化理论的核心概念。一般来说，现代化就是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那么，何谓传统社会（传统性）？何谓现代社会（现代性）？如何才能实现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转变呢？这些问题及对其的解答，构成了现代化理论的重要内容。本文不做过多的理论展开，而是要着眼于批判反思西方经典现代化理论在传统与现代关系议题上的弊端，并讨论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相关主张。
　　第一，西方经典现代化理论对传统与现代两个概念的理解过于简单、抽象。在西方经典现代化理论中，传统的概念不是来自对历史经验或社会现实的提炼和总结，只是作为现代的对立面而存在，是现代化之外的“剩余”，凡是不属于现代的东西都被贴上了传统的标签。西方经典现代化理论忽视传统文明的多样性、差异性、冲突性等，把传统文明简单理解为同质化的规范和价值观的统一体；忽视传统性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多样性，把不同类别的社会结构统统归结为传统社会结构。在性质认定上，将传统理解为落后的、愚昧的、僵化的；将现代理解为进步的、文明的、发展的。
　　第二，西方经典现代化理论对传统与现代之间关系的理解是片面的。西方经典现代化理论的基本范式是传统—现代二元论，相关的理论观点有：传统与现代是相互对立、相互排斥的两极；现代化就是用“先进的东西”“好的东西”彻底取代“落后的东西”“坏的东西”；传统必然阻碍现代化，推进现代化历史进程必然要否定、削弱、抛弃传统。
　　第三，西方经典现代化理论用传统—现代二分法阐释东方国家与西方国家之间的关系是严重错误的。西方经典现代化理论具有浓厚的西方中心主义色彩，“首先从西方社会的一般形象中获得‘现代性’的属性，然后又把这些属性的获得设想为现代化的标准。现代化理论家试图把对非西方社会的分析强行纳入本迪克斯所说的‘欧洲经历的普罗克卢斯特床’”[［美］迪恩·C．蒂普斯《现代化理论与社会比较研究的批判》，载于［美］布莱克主编《比较现代化》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年版第103—104页。]。非西方国家与西方国家的差别被视做传统与现代、落后与先进、愚昧与文明之间的关系。非西方国家要发展被认为只能走现代化即西方化的道路。
　　如何看待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中国式现代化理论需要作出自己的回答。
　　首先，对传统与现代这两个概念的理解要更加准确。无论传统还是现代，其内部都不是始终一致的均质的统一体，都包含着性质不同的要素或关系。不能简单地把传统理解为现代之外的“剩余”，要将传统放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和具体国情中进行分析，比如，并不存在一个所有非西方国家都曾拥有的、同质性的、和谐的传统价值体系、制度秩序等。此外，在性质判定上，传统并非什么都不好，现代也未必处处都好。
　　其次，对传统与现代关系的理解要更加全面。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打破了传统—现代相对立的二元论，认为二者不是简单的对立或断裂关系，而是更为复杂多样的关系，二者在诸多方面是相互兼容、相互作用的。传统与现代的关系至少有三种：有些传统（比如封建观念、专制制度）是现代化的阻力，现代化对之是否定的；有些传统（比如人文精神、道德规范）是现代化的资源，现代化对之是肯定的；有些传统（比如语言文字）是现代化的条件或基础，二者是可以相互兼容的。因此，不能把现代化简单地理解成完全以各种现代因素来取代各种传统因素的过程。“传统并非是某种等待着自行消亡的东西，而是具有极大的伸缩性物。在既定历史条件下，它能被相当程度地改变、创造和形塑以适应当前的需求和愿望。”[［美］J．古斯费尔德《传统与现代性:社会变迁研究中误置的两极》，载于谢立中、孙立平主编《二十世纪西方现代化理论文选》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324页。 ]在现代化进程中，对有积极作用和中性作用的传统因素，要继承和发展；对可能产生消极作用的传统因素，要否定、消除或使其转向。中国式现代化有一项重要任务：对传统因素加以改造，使之在功能上不断适应现代化、时代化要求，其核心议题是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创造性转化就是按照时代特点和要求，对那些至今仍有借鉴价值的内涵和陈旧的表现形式加以改造，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形式，激活其生命力。创新性发展就是按照时代的新进步、新进展，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加以补充、拓展、完善，增强其影响力和感召力。
　　最后，对西方理论中的传统概念及其理论范式等要更加警惕。西方理论（不仅指现代化理论）中的诸多概念、范式，比如传统、现代性、理性化等，体现了或明或暗的西方中心主义立场，我们要警惕它们在阐释非西方国家过程中的话语陷阱，要批判地反思一些广为流行的概念、范畴。比如，马克斯·韦伯在《儒家与道教》中借助从西方经验中提炼出来的“理性化”概念来界定现代化，认为与前者不同的就是“传统”或“传统主义”。“中国政治、经济、法律、氏族组织的历史形态中，凡与‘传统主义’理念型相接近的质素，皆被特别提炼出来，并整合为中国社会的基本性格。”[ 顾忠华《韦伯学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97页。]只要与西方的成熟货币制度、国家财政政策、自治的市民阶层和城市、官僚制、人际关系以及形式主义的法律秩序不同的社会结构统统被归入所谓传统主义的框架下。在历史学中，同样存在用浓厚西方色彩的概念和范畴研究、规制中国的问题：“近代化取向（特别是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所采取的形式）则把中国描绘成停滞不前的‘传统’社会，有待精力充沛的‘近代’西方赋予生命，把它从永恒的沉睡中唤醒……这种模式对于比较全面公平地理解中国近世史，当然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美］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33页。]
       二、现代化何以可能？
　　第二个问题域可概括为“现代化（道路）何以可能”的命题，主要探讨现代化的道路、发展模式、实践路径等问题。中国成功开创了一条独特的现代化道路即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这一现实必然要求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
　　（一）解构单线进化论
　　西方经典现代化理论基于西方国家现代化的历程，形成了关于实现现代化的目标、过程、道路、发展模式等内容为主的理论体系，其核心观点就是：现代化是所有民族国家都要经历的普遍进化过程，非西方国家或后发国家将要走的道路就是西方发达国家已经走过的道路。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认为，一切民族如果不想灭亡的话，必然要接纳现代化文明。西方学者把现代化比喻成一种普遍的“社会溶剂”，以此说明现代化的不可抗拒性。现代化的确是人类社会的普遍历史趋势。但是，如何走向现代化？西方答案背后隐藏的是一种单线进化的社会发展模式。在这种模式中，从目标来看，后发国家的发展目标就是西方化。西方学者把现代化理解成以西方为中心的单向传播过程，而单向传播意味着西方化会成为后发国家所要实现的目标、方向。从道路或发展模式来看，后发国家只能走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采用以自由市场为核心的发展模式（资本主义私有制+自由市场+自由民主政体+公民社会+……）。从进程来看，后发国家只能按照西方现代化历史阶段来认识、规划自身的现代化进程，亦步亦趋地走完西方走过的所有发展阶段。在理论上，一些人习惯完全用西方国家现代化进程所具有的一些特点（如系统性、长期性、不可逆转性、进步性、彻底性）来解释或预测后发国家的现代化过程及其特点。从实现条件来看，后发国家应按照西方经验处理现代化的条件及先后顺序问题。现代化的启动、发展都需要一系列支撑条件。比如，在西方现代化进程中，民主是现代化的一部分，在一定程度上甚至是现代化的先决条件。但是，西方经典现代化理论无视各国具体实际，按照民主化先于经济发展和有效权威的所谓现代化顺序给后发国家“开药方”，完全是一厢情愿。很多后发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是维持政治秩序、经济增长，然后才是逐步实现民主化、扩大政治参与。单线进化的社会发展模式把现代化“做成”了单选题，将西方道路定于一尊，否定了非西方国家选择不同现代化道路的可能性。
　　那么，在现代化道路选择的问题上，西方经典现代化理论为何走向了单线进化论？这背后既有意识形态意图，又有理论上的谬识。西方经典现代化理论的社会学基础是结构功能主义，其最重要的理论假设是：“社会系统各个部分之间的相互依存是功能上的依存，各部分互为基础、相互一致、和谐共存、为维持整体服务”[［美］胡格韦尔特《现代化理论的社会学基础》，载于谢立中、孙立平主编《二十世纪西方现代化理论文选》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36页。]。“功能一致性原则”（功能相关性原则）是西方经典现代化理论从结构功能主义提炼出来的最核心的原理。在这一理论框架中，在现代社会，经济领域的一致性原则表现为私有财产、契约型法律制度、货币制度等是一致的；政治领域的一致性原则表现为多党制民主政体、竞争性政治结构、广泛公民权利等是一致的；社会教育领域的一致性原则表现为职业专门化、教育正规化、较高的识字率等是一致的。不仅如此，经济、政治、社会等不同领域在功能上也具有一致性，它们都服从于整个社会系统的整体功能。功能一致性原则必然带来结构一致性原则。“现代”的经济制度或结构必然要求有与此相适应、相一致的“现代”的政治、社会、文化等制度或结构。这些领域的结构特征是配套的、和谐共存的。功能与结构的一致性原则构成了西方现代化“单线进化论”“移植论”“趋同论”最直接的理论依据。非西方国家如何实现现代化？这一理论要求它们要按照西方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诸领域的结构特征及其基本原则进行全面改造。西方经典现代化理论家都相信：“由于西方经济、技术的传播和社会结构趋于一致性，发展中国家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发达国家现在已有的一切社会特征”[［美］胡格韦尔特《现代化理论的社会学基础》，载于谢立中、孙立平主编《二十世纪西方现代化理论文选》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38页。]；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处在同一历史发展线条上，二者是一种前后连续的关系；“现代性指社会生活或组织模式，大约十七世纪出现在欧洲，并且在后来的岁月里，程度不同地在世界范围内产生着影响”[［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1页。]；发展中国家的落后是时间上的落后，发达国家是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理想目标，发达国家现代化模式是后者的必然选择。
　　（二）提供现代化新道路
　　事实上，随着实践的丰富和发展，单线进化论受到包括西方学者在内的诸多学者的批评。布莱克等人通过对日本和俄国现代化的分析指出：“西方国家的发展和这两个国家的发展之间这种广泛的差别着重说明了这样一个真理，现代化并不是一个固定的或者一元的进程，现代化也不是西方的现代化。”[［美］西里尔·E．布莱克等《日本和俄国的现代化——一份进行比较的研究报告》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440—441页。]日本学者富永健一也反对把西方现代化模式抽象化、普遍化，基于日本的现代化经验，他提出了非西方后发展社会现代化的诸多独特条件。中国学者也有一系列真知灼见。比如，有学者提出了“一元多线”的历史发展观。“一元”指社会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是经济力的变革。三大生产力形态（原始生产力、农业生产力、工业生产力）决定了历史演进阶段，是世界不同地区的文明演进必经的顺序和阶段。“大生产力的性质和发展水平，构成社会发展的客观限界和共同特征。”[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续篇——东亚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55页。]“一元”实际上强调了物质生产发展的第一性。“多线”是指：“在同一大生产力状态下的不同社会的发展，受复杂的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的影响，千差万别，但可以归纳成为不同的发展阶段、不同的发展模式和不同的发展道路；任何一种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态都不是单向度的、静态的，而是多向度的和动态的。”[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续篇——东亚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55页。]
　　以上这些思想观点都是我们批判西方经典现代化理论及其单线进化逻辑的重要思想资源。然而，更重要的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成功开辟，从实践层面破除了西方现代化模式的禁锢。“我国的实践向世界说明了一个道理：治理一个国家，推动一个国家实现现代化，并不只有西方制度模式这一条道，各国完全可以走出自己的道路来。可以说，我们用事实宣告了‘历史终结论’的破产，宣告了各国最终都要以西方制度模式为归宿的单线式历史观的破产。”[《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政治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7页。]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就需要着眼于“现代化（道路）何以可能”的命题，从学理上阐释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本质特征，特别是在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比较中，揭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不可替代性。
　　对于后发国家而言，“现代化（道路）何以可能”不是一个抽象命题，而是一个需要基于本国国情、历史传统进行回答的具体的、实践的命题。去除枝节性问题，该命题可以分解为两个重大问题：第一个问题是“非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何以可能”。马克思晚年在对东方社会的研究中，特别强调人类历史发展道路的多样性。他反对把他“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2009年版第466页。]。在分析俄国公社时，马克思也认为，落后的东方国家有可能不经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马克思的理论可能性在中国转化为现实性。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成功开辟，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为前提的。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方位，中国式现代化将社会主义与现代化有效结合起来，开辟出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现代化建设之路，打破了只有遵循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才能实现现代化的神话。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始终坚持社会主义的目标、方向、价值原则，具有许多重要特征。习近平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22—23页。]
　　第二个问题是“后发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道路何以可能”。从世界历史的坐标来看，中国式现代化是后发国家的现代化。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要阐释好如下问题：中国式现代化是如何开辟后发国家走向现代化的新道路的。习近平指出：“我国现代化同西方发达国家有很大不同。西方发达国家是一个‘串联式’的发展过程，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顺序发展，发展到目前水平用了二百多年时间。我们要后来居上，把‘失去的二百年’找回来，决定了我国发展必然是一个‘并联式’的过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是叠加发展的。”[《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159页。]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成功，证明了后发国家自主实现现代化乃至赶超西方发达国家的可能性，它遵循了“并联式”现代化的新逻辑，超越了西方“串联式”现代化的旧逻辑。一是彰显了现代化的多样性与非线性逻辑，超越了西方单一线性论。在西方国家，现代化的不同历史阶段是依次历时态呈现。单一线性论者把西方依次历时态的路径模式化，并作为后发国家必然的现代化路径选择。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解构了西方单一线性论，用“并联式”发展战略证明了现代化是多选题，不是单选题。二是遵循了跨越式发展逻辑，超越了渐序发展逻辑。人类社会既存在渐序发展，也存在跨越式发展。在特定条件下，跨越式发展不仅可行，而且必要。在吸收和借鉴资本主义有益文明成果的基础上，中国式现代化充分发挥后发优势，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实现了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创造了中国奇迹。三是开辟了独立自主型现代化道路，打破了对西方亦步亦趋的依附性发展模式。按照西方现代化理论，后发国家应该把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实现了的工业化作为现代化目标，移植西方的方式方法，亦步亦趋地搞现代化。长此以往，后发国家只能被“锁定”在世界经济体系的低端，依附于发达国家主导的分工体系。中国选择了“并联式”发展战略，实现了“弯道超车”，摆脱了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初级生产者和依附发展者的地位，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独立自主发展。四是承担起复杂现代化的时代任务，超越了西方简单的现代化类型。西方国家现代化的不同发展阶段依次展开，不同发展阶段的任务、问题也依次呈现。可以说，西方“串联式”现代化是一种相对简单的现代化类型。而中国要在“时空压缩”条件下进行现代化建设，表现为一种复杂的现代化。“压缩”包括发展时间压缩、发展任务压缩和发展问题压缩。历时性问题（以及任务）的共时性存在增加了中国实现现代化的难度，单一的西方经典现代化理论无法解决中国实际问题。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意义就在于，用复杂的现代性思维观察、分析和解决现代化进程中的各种挑战，最终实现复杂多元的现代化任务。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也必须对此作出理论上的总结、阐释与回应。
       三、现代化问题如何解决？
　　第三个问题域可概述为“现代化问题如何解决”的命题，探讨的是现代化进程中风险挑战及其制度化应对的问题。一个国家是否开辟了一条切实可行的现代化道路，不仅看它能否推动现代化的起飞，更要看它能否有效处理现代化进程中一系列悖论、矛盾、风险等。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现代化的全新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在于它能有效应对一系列“现代化悖论”。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要揭示出应对“现代化悖论”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一）“现代化悖论”
　　西方早期经典现代化理论是“现代化乐观派”，认为现代化是一个进步的过程，也许在某些阶段会产生一些问题，但都不是根本性的问题，可以通过进一步发展解决，后发国家都可以像西方国家那样最终实现现代化。艾森斯塔特、亨廷顿等人对经典现代化理论加以反思和修正，逐步形成了现代化的修正学派。他们认为，现代化不仅是一个分化、整合、适应能力升级的进化过程，也是一个不断产生各种压制、不平等和冲突的过程。此外，现代化乐观派认为西方国家已经发展起来了，后发国家也能够发展起来，而没有充分考虑后者发展不了的可能性。事实上，现代化进程中止甚至逆转都是可能的。从历史来看，二战后许多国家纷纷开启现代化进程，在经济方面也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是这些国家并没有如西方经典现代化理论家所预期的那样实现现代化，而是普遍出现了“现代化衰败”现象。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根本原因就在于后发国家无法成功解决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各种悖论、矛盾和问题，一些学者将其称为“现代化悖论”。现代化乐观派认为，后发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进步道路是和谐的、直线式的。亨廷顿批评了这种“所有好事情一起发生”的假说，指出现代化发展的五项目标（增长、公平、民主、稳定、自主）之间是存在冲突的，它们之间大致有六种关系：一是经济增长与社会经济平等的关系；二是经济增长与政治稳定的关系；三是经济增长与政治民主的关系；四是经济增长与国家自主的关系；五是民主与公平的冲突；六是稳定与公平的冲突。对此，亨廷顿提出了“速率/水平悖论”：“经济增长与平等、稳定、民主、自主之间的四种矛盾关系是或许最好称之为‘速率/水平悖论’现象的例子，那就是这样的状况：变量A的高水平与变量B的高水平相联系，但变量A的高增长率是与变量B的不增长或负增长率相联系的。”[［美］塞缪尔·亨廷顿等《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版第340、345页。]也就是说，高水平的经济财富与高水平的其他现代化目标是相联系的，但是，过高的经济增长率反而会影响这些目标的实现或可能带来消极影响。亨廷顿认为，后发国家空前的经济高增长率是相对成功的，但也是引起“速率/水平悖论”的主要原因，它带来了诸如政治不稳定、贫富差距扩大等问题。
　　如果说现代化五项目标涉及的关系过于多重、复杂，无法清晰地呈现“现代化悖论”，那么，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把“现代化悖论”中最具普遍性也是最核心的矛盾揭示出来了——经济发展与政治稳定（即发展与秩序）之间存在矛盾。西方早期经典现代化理论在经济发展与政治稳定关系的问题上持一种简单的、乐观的观点：贫穷、落后是政治不稳定、社会动荡的根源，一旦推动现代化，就将自然而然地带来繁荣与稳定。事实上并非如此。在某些阶段，不是贫穷、落后而是经济发展、现代化导致了暴力冲突、社会不稳定。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曾精准地指出，在法国大革命前，法国经济史无前例地持续繁荣增长，但这并没有使人民安居乐业，反而到处滋生着不安定情绪，在法国那些发展最快的地区，民众的不满情绪最强烈。亨廷顿有句名言：“现代性孕育着稳定，而现代化过程却滋生着动乱。”[［美］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1页。]这一“现代化悖论”也被一些学者称为“亨廷顿悖论”。为什么会导致这一矛盾？其实，只要意识到现代化是一个持续的、快速的、剧烈的变革过程，就容易理解上述悖论了。一系列快速的、剧烈的变化（经济增长、利益冲突、阶层分化、价值观变迁、民众期望值过高等）远远超出政治体制的承受能力，必然会导致社会系统紊乱乃至社会动荡。发展与秩序的矛盾是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普遍现象，西方国家也不例外。不过，这一矛盾在后发国家发生的频率更高、破坏程度也更严重。后发国家一般采取赶超型现代化战略，对既定秩序的改变更快更猛，经济社会体制转型的深度广度更为突出，这一切对社会价值观和民众心态的冲击更为剧烈，因此，也就更容易造成社会不稳定。对于后发国家来说，从传统到现代的过渡时期更是一个需要防止政治衰败、克服社会动荡的阶段。
　　（二）破解“现代化悖论”的中国方案
　　中国式现代化成功的显著标志是破解了后发国家现代化进程中普遍面临的各种“现代化悖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国式现代化破解了发展与秩序的二元悖论，实现了二者的统一。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式现代化已然彻底解决了所有“现代化悖论”，只是说中国式现代化初步有效破解了“现代化悖论”，形成了一些重要的经验，其核心要点至少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而它们也是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要件，在实际问题的解决过程中，要注重进行理论总结与提炼，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顺利推进提供学理支撑。
　　第一，切实可行的现代化时序结构。所谓现代化时序结构，是指现代化各个目标、各个方面的展开必须要有先后顺序，形成不同的时间序列。现代化的诸多目标不可能同时实现，必须有一定的顺序；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也不可能一揽子解决，必须要有正确的路线图，这一点在后发国家尤为重要，因为它们通常面临着非同时性问题同时存在的情况。现代化时序结构在中国具体化为改革逻辑或改革模式。中国采取的是渐进式改革。从破解发展与秩序的“现代化悖论”来看，渐进式改革正确处理了以下四对关系。一是局部试点与整体推进的关系。二是增量改革与存量改革的关系。先进行体制外的增量改革，再开展体制内的存量改革。先增量后存量的渐进式改革具有“帕累托改进”的性质，有利于减少改革阻力。三是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改革、发展、稳定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三个支柱。改革是现代化的动力，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稳定是实现现代化的前提。中国式现代化能够破解“现代化悖论”，关键就在于现代化进程中始终坚持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尤其强调稳定的“前提性”“支撑性”作用。四是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的关系。首先要批判、否定这样的错误观点：中国只有经济领域的改革，没有或少有政治领域的改革。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是紧密配合、协调推进的。但是，与有些国家以政治改革为先导的激进式改革不同，中国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正确的路线之后以经济改革推动政治改革、社会改革，通过增加经济发展福利，减少了来自政治、社会的阻力；着眼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推进政治改革，从经济基础出发决定政治上层建筑改革的目标和步骤，而不是相反。中国式现代化时序结构或改革逻辑的成功之道在于对社会利益格局进行了有序的、渐进的调整，既提供了追求物质利益的动力机制，又建构了处理不同利益冲突的平衡机制。
　　第二，党的领导与有效政治权威。对于政治现代化，西方经典现代化理论给出的方案常常是限制权威、分散权力、扩大政治参与等。但是，对于现代化进程中的诸多国家来说，“首要的问题不是自由，而是建立一个合法的公共秩序。人当然可以有秩序而无自由，但不能有自由而无秩序”[［美］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6页。]。在中国这样超大规模的国家建设现代化，面临的社会转型压力是巨大的，遭遇的矛盾风险也是严峻的。“为什么我国能保持长期稳定，没有乱？根本的一条就是我们始终坚持共产党领导。”[ 习近平《论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第267页。]在党的二十大上，习近平把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视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可以说，中国共产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是破解现代化各种难题的“定海神针”，有效的政治权威是驾驭各种风险挑战的核心力量。从改革的角度来看，中国共产党始终掌握着改革的目标、方向、步骤、节奏；从权力机制的角度来看，改革开放既坚持中央政府的权威性，又充分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形成了合理有效的权力纵向分配机制，有利于发挥中央、地方两个积极性，同时又确保不出现“分化对立”“颠覆性错误”等问题；从社会建设的角度来看，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中国共产党没有任何特殊利益，它独立于任何一个利益集团，能够通过对现代化成果的合理化分配，从根本上杜绝导致社会矛盾、冲突的社会结构。
　　第三，致力于人民整体利益的现代化导向。中国式现代化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贫富差距必然引起阶层冲突、社会矛盾。人民越是能共享发展成果，社会就越公平、越和谐。共同富裕既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保证现代化持续稳定发展的基石。
　　第四，与现代化协调平衡的制度化。现代化是大规模的、剧烈的社会转型，必然带来社会成员的分化、组合，利益结构的调整以及社会需求的复杂变化，不可避免地导致社会紧张和冲突。要成功实现各种发展目标，国家就必须通过有效的制度建设或体制机制变革即制度化，有序地、可控地释放或解决这些紧张和冲突。简单来说，制度化就是不断增强国家制度（政治体制是核心）的适应性、复杂性、自主性和内聚力，以便适应或应对经济社会变革，避免因各种风险挑战的冲击而导致制度崩溃、引发社会动荡。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制度化的过程。比如，推进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适应经济体制改革、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需要；再如，通过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等，解决了包括私营企业主在内的新社会阶层入党的问题，实现了对新社会阶层的政治吸纳。制度化是解决发展与秩序之间矛盾、维护社会稳定的基石。当然，制度化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随着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拓展，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解也不断深化，提出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命题。制度化水平是国家治理能力的基础，在未来的历史进程中，至少需要正确处理好以下四对关系，处理好发展与秩序的张力，推进制度建设，实现高水平的国家治理。[ 冯仕政《发展、秩序、现代化:转型悖论与当代中国社会治理的主题》，载于《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21年第1期。]一是公平与效率的关系。随着中国已经实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观念已经不完全合时宜了，要构建公平与效率动态平衡的体制机制。二是集中与民主的关系。既要赋予国家有效权力，动员社会资源，实现赶超型发展，又要提高政治体制的开放性，回应民主呼声，着眼于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处理好集中与民主的关系。三是冲突与团结的关系。一方面，要建立不同诉求的反映机制、沟通机制，增强传统冲突管控机制（比如维稳机制）的开放性、柔韧性、回应性等；另一方面，要建立维护和凝聚社会成员的价值共识系统，构造约束、化解社会冲突的制度系统。四是个体与集体的关系。中国式现代化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现代化，它着眼于人民整体利益、长远利益，但是也要防止出现打着维护整体利益的旗号忽视甚至侵害个体的正当、合法利益，以实现长远利益为借口无视甚至否定合理、正当的短期利益等不良现象。要根据现代化的不同阶段、社会需求类型等因素，构建动态的、适宜的个体利益与集体利益、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相协调的利益分配机制、矛盾处理机制。
　　本文从问题域的角度阐述了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构建的相关方案和应当重点关注的问题，但这只是破题而已。基于中国式现代化实践，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还需要对中国经验更为全面准确的提炼，需要更加规范的理论框架、更加清晰的学理分析和更加精准的话语表达。